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冬日的阳光透过窗户,洒在已退休老同志家中的书架上,那里整齐陈列着《保险学原理》《中国革命史》和许多泛黄的军事著作。老人精神矍铄,谈起往事,眼神依然锐利如昔。
这位具有数十年党龄的退休老军人、老干部,曾长期在中国人寿茂名分公司担任重要工作,在他的带领下,所在机构屡创佳绩。今天,让我们通过他的讲述,共同追寻那段红色金融史,赓续红色血脉,传承优良传统。
战场记忆:最初的“风险意识”
“我是年轻时参军,后来参加抗越战役。”老人的开场白直接而平静,“在越南的丛林里,潮湿、闷热,还有随时可能响起的枪声。那时我有一个‘铁盒’,里面装着家信、几块钱,最重要的是,有一张写着家庭地址和姓名的纸条。”
他顿了顿,声音低沉了一些:“那不是迷信,是那个年代最朴素的‘风险准备’。每次冲锋前,我跟战友说:‘万一我回不去了,帮我告诉家里。’我们守护的是国土,但心里最放不下的,是身后的家。”
老人从抽屉深处拿出一个生锈的铁盒,轻轻打开,里面没有纸条,却平放着一份早已失效的早期简易人寿保单。“你看,形式变了,但内核一样——都是对‘万一’的防范,对责任的承诺。从战场下来后,我常想,如果能有一种制度化的方式,把这种战友间的生死托付,变成社会性的保障,该多好。”
转业新征程:从保卫国家到守护生活
上世纪八十年代,他转业到地方,面临多个选择。他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当时很多人还不了解的保险公司。
“不少战友不理解,说‘你怎么去干这个?’”老人笑了,“但我记得老领导说过:‘革命工作,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,都是为人民服务。’战后国家转向经济建设,金融就是新战线。保险,保的是百姓生活的安稳,这和我过去拿枪保卫国家安宁,本质相通。”
然而,跨界之难远超想象。“第一次接触保险方面的专业书籍,满篇术语、数据,头都大了。比摸清战场形势还难!”老人回忆道,“但我有股犟劲,战场上没退过,学习上也不能退。我用部队作息时间,早上五点起来背书,把条款当作战术条例来啃,笔记也做了很多。”
当时,社会对保险接受度很低。“被拒绝是常事,最难受的是被误解。有一次,我去一个刚失去顶梁柱的家庭慰问,并处理理赔。那家人拿到赔款时,那位妻子哭着说,‘这笔钱救了我孩子的命’。那一刻,我所有的委屈都没了。我清晰地感觉到,手里这份保单,和当年的责任一样有沉重,它守护的是生命尊严和家庭希望。”
“保险为民”:红色血脉的金融注脚
在老人看来,中国人寿的发展,深深植根于“人民性”。
“我们那个年代搞保险,首先想的不是赚多少钱,而是‘覆盖面’——怎样才能让工人、农民、普通家庭都能有一把‘保护伞’。下矿区、跑田埂、钻胡同,用最朴实的话讲最实在的道理。这和党的群众路线一脉相承。”他说,“比如我们早期推出的‘简易人身保险’,就是为了让普通职工用极低的支出,获得一份基础保障。”这份“走向田间巷陌的初心”,正是中国人寿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底色。
传承:精神与责任的火炬
访谈最后,老人将那个生锈的铁盒和一份崭新的标准保单并排放在一起。
“这是我的两个‘老伙计’。”他深情地说,“铁盒代表牺牲、托付和战友情;保单代表规划、保障和社会契约。时代不同,工具不同,但内核都是‘责任’与‘守护’ 。红色金融史,不是枯燥的数字增长史,而是一部如何用金融工具更好地实践‘为人民服务’宗旨的探索史。”
他对年轻一代保险从业者寄予厚望:“现在的技术更先进,产品更丰富,但千万不能迷失方向。要永远记住,我们经营的是‘风险’,但背负的是‘千家万户的安心’。红色血脉,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,它就流淌在每一份合规的合约、每一次真诚的服务、每一笔雪中送炭的理赔之中。守护好这份初心,金融才能有温度,事业才能真正崇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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